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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伯苓的南开: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原标题:哪所中国高校以“土货”自居、为荣?

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韦承金摄影 郝静秋 记者王敏图文报道
4月2日,是爱国教育家、“南开校父”严修先生(1860-1929)诞辰159周年,今年也是严修先生逝世90周年。

历史上的今天: 1951年2月23日,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 张伯苓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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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张伯苓。图片来源:今晚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图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为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严修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值此重要纪念日,当天,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等系列活动在南开大学举行,以此隆重纪念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激励后人不忘先贤伟绩、牢记自身使命、蓄力奋勇争先。

南开南开,越难咱越开。

摘要: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

摘要: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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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教学实业化,学科实用、课程实用、调查实用、人才实用。

土货:认识中国 服务中国

本次活动由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张伯苓研究会、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博物馆、南开校友总会联合主办。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天津市社科联主席薛进文,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张伯苓先生后人、全国政协原常委张元龙,天津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张博颖,天津市南开中学校长刘浩,天津市博物馆书记、馆长陈卓,严修先生后人严文凯、严文典、严文蔚,张伯苓先生后人张元苓、张媛华、张弥等出席相关活动。张伯苓研究会秘书长董润平主持大会。

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

张伯苓的“土货化”教育思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学为实用。用如今的流行话语形象描述,就是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用导向,南开在教学中从四个方面着手实业化。

“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

天津市社管局负责人,严修研究会会员,张伯苓研究会会员,贵州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相关代表,南开系列学校以及南开大学部分师生校友代表等近120人共同参加。

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延安,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

其一,学科构建实用。

1919年,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激荡思想之际,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此时中国大学仅有6所,其他5所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

当日早晨,参会代表们来到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向坐落于此的严修先生塑像敬献鲜花。严文凯、严文典、曹雪涛、薛进文、张元龙等敬献花篮,在场人员依次将手中的鲜花摆放于严先生像前,鞠躬致敬,表达对前辈先贤的深切缅怀和无比敬意。

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会见了。

南开是私立学校,师资和经费不能和清华、北大比肩,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建立大而全的学科,“避虚就实”、“避文就工”成为务实的发展策略。

张伯苓是行伍出身,他的教育理念没有多少深奥晦涩,反而简洁实用,对南开影响至深至远。简而言之,就是“四化”:定位土货化,教学实业化,学生自主化,经费社会化。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駸駸,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在祭扫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齐唱南开校歌,愿先生的精神长青永存。

张周二人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

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相继成立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经济学院,均着眼于服务国计民生。南开在中国大学中较早设立这些应用研究部门,“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和振兴民族工业发挥了显著作用。

──定位土货化,认识中国、熟悉中国、服务中国。

随后,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省身楼报告厅举行。

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南开又相继成立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讲演、新剧、体育、敬业乐群会等团体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闻名全国的“一会两所”:东北研究会(前文已述)、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全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课程最全的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界大腕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杨荫榆、陈鹤琴、罗家伦等皆为其校友。1917年秋,张伯苓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教育一年。

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天津市严修研究会的批复》,严修研究会一届一次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监事会候选人名单,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候选人及支部委员会拟任委员名单。张伯苓研究会顾问、严修研究会筹备组负责人罗世龙作“严修研究会筹备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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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教授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最早系统规范经济学领域中的术语,为教育部的国立编译局“制定中国经济学正式标准化术语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对外发布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海外汇指数等,迅速成为南开独具特色的品牌研究。“南开指数”享誉海内外,成为后来者研究民国经济活动的权威史料。

南开学校创办之初,办学模式以美国为蓝本,所用教材多为英文,教师也多有留洋背景。“西洋化”(即“欧美化”)倾向严重,必然带来水土不服。

曹雪涛在大会上对严修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严修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教育思想与国际教育思想接轨而产生的宝贵财富,在当代教育体制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今日严修研究会的成立,将为传承先贤思想、弘扬南开精神创建有力途径,也为严修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科教兴国战略的顺利贯彻实施搭建更为专业和广阔的平台。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暨南开学校建校115周年,百余年来,南开始终铭记严范孙、张伯苓等前辈创建和发展南开的丰功伟绩,始终把传承和弘扬南开先贤的精神风范视作光荣使命,始终致力于将南开的教育事业发扬光大。学校目前处于争创“双一流”、建设“全球南开”网络的关键期,更需要以严修精神作为引领,用自信而开放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为人先的勇气来厚积优势、补齐短板,开创南开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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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等建立联系,实行合作互助,提供技术支持,“以我之学识,易彼之经验”,走在中国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实践的前列。例如与永利制碱公司合作,开“校企合作”之先河;辅助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利中制酸厂,打破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等。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称:“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的周恩来解放后回忆:“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1928年考入南开中学的何炳棣回忆,“学校订的标准很高: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

薛进文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在严修先生诞辰日这一天,我们成立严修研究会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想要更好地向世人展示南开从哪里来,南开的精神、理念、传统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需要深化对南开教育、南开办学背景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校父”生平、思想、业绩的研究。相信在各位会员和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严修研究会能够为南开教育理念、南开教育历史的研究,为天津市、整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教育史、文化史、发展历程的研究做出更多贡献。

在一个平常的春寒之夜里,“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

新中国成立后,由化学家、南开大学时任校长杨石先领衔的应用化学研究成绩斐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南开大学发明的农药几乎占中国农药品种的1/2以上(张宝敏《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首先参观有机农药“敌百虫”车间和“马拉硫磷”车间,详细询问工艺流程及生产情况,又参观“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和“硝酸钍”车间。

1924年11月28日,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辛辣讽刺南开师生封闭转圈的“轮回”:

作为严修先生的家属,严文凯在会上表示心情非常激动,对各级领导和各位朋友表示诚挚感谢。他说,严修先生提倡新兴救国、新兴教育,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体系,创办了一大批新式的学校,尤其是与张伯苓先生一起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在新兴办学的同时,他不忘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创办了学会,并热心天津的公益事业,在家庭教育卓有成效。研究严修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崇高品质,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现实意义。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喝水不忘挖井人。应用化学的深厚研究基础,是张伯苓长期主持南开时就夯实的。

“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回国“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学生“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

南开大学教授侯杰作为严修研究会首任理事长,对自己的当选表示非常荣幸。他说,研究严修先生不平凡的人生,弘扬他高尚的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怀,并对当代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做出贡献是研究会的宗旨,也是我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作为理事长我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把严修先生知识分子的风骨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其二,课程设置实用。

作者犀利地质疑这不是学问,也不是救国。“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永利官网入口 ,会议结束后,参加纪念活动的来宾和师生们前往天津市博物馆,参观了《智启津沽》严修展览。当天下午,“严修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也在南开大学省身楼多功能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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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课程追求实用和应用,追求服务社会,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以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侯杰、秦方《“南开之父”张伯苓》)

《轮回教育》发表后,引发南开师生严重对立,矛盾日益尖锐。受此文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多篇类似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终于掀起轩然大波。留美教师提出抗议,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

严修,字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和学部左侍郎。1904年偕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津后改家馆为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与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1892年,张伯苓考取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全校课程的顶层设计,则是“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增加“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张伯苓试图调解,收效不大,干脆以退为进,自己撂挑子迫使师生各自让步。张健解读,“先生毕竟武人出身,做事果断。他见调解不开,干脆以退为进说他这校长不干了,要离开南开。见此情景,师生双方很快做出了让步,学校这才重新恢复了秩序。”(郑心仪《张伯苓,南开的“巍巍大校长”》)

张伯苓从小好武,立志成为乱世里拯救危时的英雄。

其三,社会调查实用。

《轮回教育》事件以张伯苓主动请辞未果而平息,却让他深刻反思如何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实施教学改革。1925年决定,除英文课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改用国语讲授;从1927年起,南开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组织各科自编教材;又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希望毕业后为国效力。

张伯苓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中说:“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

1927年,他在《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中分析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

然而当他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溃不成军,全军覆没。

1926年秋,南开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开辟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实践教育。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侧重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王木春《张伯苓: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1928年2月,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确定以“土货化”为南开发展的根本方针,“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不再机械模仿、盲目照搬欧美教育,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确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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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社会调查有声有色,“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抗战之前,南开学生共调查天津100多个单位,涉及工交、文教、金融、司法、军队、外国租界等。

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897年,在日本和英国的操纵下,威海卫先由日本交还中国,又被迫租借给英国。

其四,培养人才实用。

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张伯苓希望:“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张伯苓《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衡量南开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就业和贡献。张伯苓实在,把大学比作“造人才的工厂”,把学生比作“货”。“工厂造人才,在社会有用,前途就很大了”。

对于欧美制度,他认为不必全部“拿来”,而是有鉴别的“拿来”。“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

张伯苓作为海军实习军官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

对南开的“货”,他很有信心:“塘沽永利(注:指永利制碱公司)、久大(注:指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承认我们的货了”;“我们南开工厂造人才,本地销路不少,别处多销也好。”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他说:新来的学生很多,为什么来?不是要点什么嘛?要什么?要职业,南开“货”,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业了。(李冬君《张伯苓是怎样办南开的》)

1929年7月12日,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用英文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华文明价值,反对全盘西化。他说:“放眼当今世界诸国,中国堪称最古老国家。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同一时代,却幸存下来,而且始终生机勃勃,源远流长”;“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8】。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2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标志着南开由“西洋化”向“土货化”转型,标志着张伯苓“土货化”教育思想的形成(薛进文、侯自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标志着张伯苓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开道路。蒋廷黻后来回忆,张伯苓“所采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当时却是可以为中国社会接受的”。

亲临祖国巨大的耻辱,让张伯苓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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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15】。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11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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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祖国衰弱无力,各行各业皆需要人才,张伯苓觉得要彻底改变祖国的现状,要从下一代开始培养。

所以他弃武从教,投身教育行业,并一生为之奔走。

1898年,张伯苓辞去海军职务后,回到天津,很快被曾担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老师,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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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袁世凯联名张之洞推动清政府于9月2日下令,自公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

这也是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但这件事真正的幕后提出者是严修,严修曾最早提出科举考试里要增加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戊戌变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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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

严修与张伯苓曾畅谈平生,张伯苓说:“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

二人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开展他的新式教育体系。

面对国人身体孱弱的现状,张伯苓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

曾在南开中学上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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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以及积极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

1910年,张伯苓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被公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遭到当时很多人诟病,守旧的人甚至骂他误人子弟。

张伯苓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是医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病症的良方,奥林匹克精神,不分中西,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他认为体育的精神就是不服输,并力促刘长春首次参加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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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

1924年,他创办“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

后来1945年,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因他教育有方,1911年始,张伯苓被清华大学聘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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