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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有人间他:张校长,你是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办了这么多好学校?他回答:当校长用不着博土、硕士头衔,只要能找钱就行。这个“能找钱”,包括募捐和争取政府公款补助。也有人看到他经常三万五万地捐回钱来,问他有什么募捐的诀窍。他说:这没什么,瞅准了,一抓就是一把。在他这句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他艰辛的募捐经历和高超的募捐艺术。

历史上的今天: 1951年2月23日,爱国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 张伯苓
逝世。

为纪念“南开校父”,天津市日前成立了严修研究会。

严修 1860年4月12日,中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严修出生。
人物简介
严修,近代着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1860年生于天津,汉族,是近代着名的教育家、学者,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1929年3月15日严修逝世。逝世后,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
主要经历 严修三岁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
六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
七岁,从孙竹泉读。 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
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
十一岁从于筠庵读,开始习作小讲,每月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皆能遵限当日交卷,很为其师所称许。从这一年起,直到十六岁,他跟着这位当时也是天津名诗人的宿儒良师学习了五年,从而获益非浅。
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
十三岁,应县、府试。
同冶十二年,严修十四岁,应院试,被录取,入府学。次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绪二年至七年间,他从举人张绅学,曾用功读“四书”、《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纲鉴》》与《朱子汇参》,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严修十八岁,应院试补廪膳生。是年,始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与之游,深获讲贯之益。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赏。
光绪九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
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1888年4月与1889年4月,两次考试差。1889年2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
1895年,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4年11月,创建“保定初级师范学堂”,隶属于直隶省学务处。
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范孙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
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终于全部建成。
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 主张思想
●革新教育
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巨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他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倡办女学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创办南开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着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大学部、女中部、小学校部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倡导文明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着“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靡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严修与周恩来
恩来结识严修,是1913年秋考入严修创办的南开中学以后的事情。周恩来考入这所私立学校不久,即以其卓越的才华为广大师生所瞩目,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并且彼此开始有了交往。1915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敲开严宅大门,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封面请严修题签。这位津沽着名书法家对周恩来的到来十分高兴,“周去,即书之”。1916年春,南开中学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各班级均推举五名作文优秀代表参赛。全校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并将卷面姓名密封,统由严修亲自阅评,周恩来名列全校榜首。严修特地为周恩来及其同班获奖者书赠“含英咀华”锦旗一面,以示嘉勉之意。周恩来的优良品德和多才多艺,越发引起严修的喜爱,誉称周有“宰相之才”。他们的接触更多起来。1917年上半年周恩来毕业之前,严请人了解了周的家庭情况,并托人向他提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当严修为此征求家人意见时,其子智崇表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但是,周恩来并不愿攀高接贵,他毅然婉辞了这门亲事。
周与严的感情愈加纯真。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依然没有忘记严修对自己的关爱。1918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往严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看望,相谈甚欢,并陪严修至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两三天后周又去一次,“久谈,周留宿”。次日,一些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请严修便餐。他夸奖周恩来的醋溜白菜做的不错。
4月20日,周恩来等到码头送严修登轮赴美。严修在美国考察半年,同年12月回国,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合影留念。严修回国后,立即着手筹建南开大学。1919年2月9日,即旧历正月初九,严修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六子严智开:“周恩来在东京鹤卷町一百四十一番与童冠贤等十余人伙住,名曰‘新中学舍’。”周恩来向慕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五四”前夕,他离开日本回到天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南开大学学习。开学前四天,严修在家里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9月25日,严修又亲往八里台,与徐世昌等人出席南开大学开学典礼,并与教职员及周恩来等入学新生摄影留念。
周恩来没有因为严修的器重而泯灭个人对事物的独立见解和判断,遇到与严修的观点相悖时,从不无原则地趋同附和。
1920年1月29日他指挥全市大中学生二千余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周恩来等学生代表被捕入狱。政治见解的差异,并不影响严修礼士爱贤,希冀国家独立富强的共同愿望,成为维系严周关系的纽带和基础。周恩来出狱后,严修依然对他厚爱有加,主动资助周恩来出国留学,一次就拿出500元作为“严范孙奖学金”供其旅欧学费。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10月4日周恩来亲至严府拜谢。
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北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名着《西行漫记》一书中也记载:“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周恩来每次收到严修的学费,都要回信致谢。平常也不断致函严修报告情况。
严修也经常给周恩来回信,解答他来信中托办的事项。周严的书信往还,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周与埃德加?斯诺谈起过,1939年冬在重庆南开中学演讲,又一次表达了对严修的感激之情。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还多次向张伯苓要严修的相片。
1959年5月周总理到天津视察,亲切会见严修的后人,并嘱严修的侄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次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约南开旧同学陈铁卿、黄子坚、冯文潜等便餐,又谈到编写严修年谱问题。周总理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指示在场的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天津市文史馆馆长张羽时等,要整理严修日记,研究其教育思想。
“相遇贵相知”。周恩来同志和严修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以及他对严修始终如一的尊敬之情,表现了周恩来同志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对患难与共的党外朋友的诚挚和友谊。
南开系列学校
南开系列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学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和“南开人”的治学精神。并以“容止格言”为学生的仪容举止规范。先后为中国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中周恩来、温家宝后来还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
南开系列学校包括: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原南开小学等。目前,这些学校有一部分仍然存在,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教育界里知名的学校,只是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淡化了,但这些学校都视张伯苓为第一任校长,用着统一的校歌、校训、类似的校徽以及其他类似的识别,他们的学生有着共同的名字——“南开人”。

张伯苓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当有人把十万、几十万巨款捐给你兴办教育,你不能仅仅以“爱国”、“造福桑梓”、“施教广惠”等简单的词语回复了之。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报捐人?也许有人想不到。当时一般私立学校的回报方法是以捐款者的名、号命名建筑物;向政府申请给予褒奖;立碑、入地方志、国史册等。张伯苓也不例外,南开校园里有许多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如慰廷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瑞廷堂、思源堂、受彤楼、秀山堂等。1944年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40周年,张伯苓纂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对曾向南开捐款的人一一念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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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政府官网近日发布消息:4月2日,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百余位相关人士汇集南开大学,纪念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同时激励后人不忘先贤伟绩、牢记自身使命、蓄力奋勇争先。

民国史上有8位总统,其中有4位先后向南开捐款,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其中袁世凯是在未做总统之前捐的;黎元洪是下野后;徐世昌既有未任总统时,也有在任的“豪举”;蒋介石捐款最多,前后几次达百万银元以上(以1936年币值折算)。这其中虽有多种原因,也和张善于巧妙、得体、恰当地回报不无关系。

南开南开,越难咱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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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偶然巧合 实为精心安排

——张伯苓

在早期,由于严修的关系,在任官员向南开捐款现象十分普遍,那时的回报是由严修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后,严修因病难以顾及,张伯苓逐步接过回报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张的回报也适应这种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感谢捐款人。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

4月2日,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南开大学校史网 图

吴鼎昌曾任中国银行监督,1916年加入段棋瑞“人才内阁”,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财阀。后任《大公报》社长。因驻天津,与张发生联系,对南开教育有所了解,对张十分钦佩。曾向南开捐款,并发起“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对贫寒学生给予资助,每年每名学生可得资金300元,名额30-40名不等。,张一直设法给予恰当回报。不久,吴从政,每次因公路过天津,张只要在津,总是在木斋图书馆设宴致谢,做陪的就是那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是很好的感谢方式。当吴看到由自己资助的学生向自己述说学业的进步,美好前途在召唤他们时,感到十分欣慰,超过张伯苓百句的感谢的话。这样便促使吴更加对南开予以关心和支持。

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延安,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

消息提到,严修先生提倡新兴救国、新兴教育,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体系,创办了一大批新式的学校,尤其是与张伯苓先生一起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其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研究严修先生的生平和教育思想,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现实意义。

张学良曾多次捐助南开,还在公款补助上给予照顾。张伯苓创办“东北研究会”,张学良捐款500元。1928年冬,张伯苓赴美募捐,路过沈阳时,与张学良会见。少帅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躯,远渡重洋,投身教育救国,深受感动。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分10年付清,第一笔两万当即交付。张伯苓对此十分感激。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伯苓给予大力支持,派他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1930年该校发生纠纷,张学良任命年仅30岁的宁恩承为校长。宁恐年轻,不敢担当,从东北赶回到天津请教老校长。张伯苓给予宁坚决支持,还多次亲赴沈阳指导,又派出南开主管后勤的专家孟琴襄到沈阳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不久,东北大学校园里“电灯亮了,马路子了,水沟通了,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教授们的抱怨少了。一年中节省经费20多万元”。可是张伯苓出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不接受一分钱的报酬,连多次往返的路费也由自己负担。成为张回报捐款人的佳话。

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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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张周二人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网介绍,今年是“南开校父”严修先生诞辰159周年和逝世90周年。南开大学教授侯杰担任天津市严修研究会首任理事长。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侯杰教授在成立大会上表示,严修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河,先后捐资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与张伯苓校长一起创建了永垂史册的南开教育体系。研究严修先生的不平凡人生,弘扬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并对当代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做出有益借鉴将是天津市严修研究会的宗旨。

化学家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都与南开有密切关系。早年,范源濂由于得到严修的赏识和提拔,步入仕途。出掌教育部后,对南开尽力襄助,参与南开大学的创办;南开成立董事会后,出任董事长。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去世,张伯苓十分悲痛,1928年1月7日,南开大学在“秀山堂”举行追悼大会,张致悼词。1914年范旭东回国在天津从事实业与化工研究,多次向南开捐款。抗战爆发,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向西南迁移,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员拥挤,房舍十分困难。范旭东和他的“久大”、“永利”迁到重庆后,正为房舍发愁时,张伯苓力邀范暂居“津南村”,并早已将最好的房子腾了出来,范旭东十分感激。1945年10月范去世,葬礼就是在“津南村”由张与“久大”企业共同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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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简历显示,严修,字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和学部左侍郎。1904年偕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津后改家馆为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与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被尊称为“南开校父”。作为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严修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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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官网入口,南开大学新闻网曾于2009年刊文《南开校父严范孙》介绍了严修先生。文章称,严范孙生于1860年4月2日,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因而人们又称之为“严翰林”。而立之年他已功成名就,34岁出任贵州学政。光绪皇帝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

参观座谈讲演

在一个平常的春寒之夜里,“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

甲午战败,对严范孙震动很大,成了他后半生的转折点。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这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

每当南开举行各种活动,张伯苓都邀请一些捐款人前来参加。如开学典礼、校庆日、毕业典礼、新校舍落成仪式等,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请他们参观校园,了解南开的新变化,为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向学生发表讲演。当来宾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步人社会,与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学生交谈,听到学生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时,他们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劳,因为“我是捐款人”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1897年,严范孙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光绪批准了他的奏折,可是却惹恼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他被免去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虚衔。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严范孙的处境也非常险恶。悲愤中,他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回天津后,他隐居在西北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叫“四棵树”的宅中。他没有气馁,反而以更坚韧的意志,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立义塾,讲新学。

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

01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而张伯苓此时也正满怀雄心壮志,与严范孙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

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地发挥。

1892年,张伯苓考取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严范孙热心办教育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严、张二人在邑绅郑菊如捐献的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因为这个地方叫“南开”,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下野后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应严修的劝募,向南开大学捐款1万元。1926年11月2日,张伯苓致函靳云鹏,请靳参加南开建校22周年纪念活动及同时举行南开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礼:“蒙枉驾惠临,非常荣幸。拟请我公特别匀暇,届时光降加以训诲,特教情殷无任欢迎盼祷之至。”对于像靳这样的人物,下野后自然有所惆怅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开这样著名的学府还没有忘记他,请他参加庆祝活动,则心里又是一种满足。

张伯苓从小好武,立志成为乱世里拯救危时的英雄。

南开在严范孙、张伯苓的主持下,办成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学术空气自由,教学管理开明,实行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在全国赫赫有名。各地优秀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报考。周恩来就是于1913年从沈阳考来的。这位英姿勃勃的少年立即受到他的授课老师伉乃如的器重。伉乃如向严范孙、张伯苓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张伯苓也说:“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听了这些,严范孙十分欣喜。见过周恩来,他认为这个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

1930年11月24日张伯苓致电在北京的张学良,邀请少帅在返回东北路过天津时“贲临”南开大学。同年12月10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南大参观。在欢迎大会上,张伯苓致欢迎词:“今日欢迎副司令,一方面因为其倡导和平,促成统一,功在邦国;另一方面张副司令过去在经济上及精神上,对我校有许多帮助。”接着学生代表致欢迎词。张学良在答词中说:“14年前在辽宁青年会上,聆听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讲演,其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誓力救国。予闻之,大悟悲欢之非当,乃立誓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国。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希望毕业后为国效力。

当校方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时,便给他找些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好让他增加点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周恩来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一次全校举行作文比赛,由严范孙亲自阅卷和选拔,结果周恩来获全校冠军。严范孙题写了一面“含英咀华”的锦旗作为奖品。

扶危济困 情感士林

然而当他以航海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甲午战争爆发,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溃不成军,全军覆没。

1929年3月15日,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病逝,享年69岁。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悼严范孙先生》,谓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陈芝琴早年做洋行买办生意,家资富有,笃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开捐款,而且还对其他公益事业给予资助,受到各界的尊敬,与张伯苓结为知己笃友。抗战胜利后,张回到天津,得知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为名非法侵占,非常气愤,立即致函他的学生、天津市长杜建时,说陈芝琴先生素笃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捐建南开女中校舍,名“芝琴楼”,此外大学、男中、重庆南开中学等都有陈捐建的“芝琴楼”,其人可敬可佩。经过八年抗战,其产业衰落,目前“仅供鬻粥”。张请求杜“给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会中传出,无不对张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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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29日,陈芝琴去世,张非常悲痛,经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伤恸,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对大中两校及重庆南开多所捐赠,实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写给胞弟张仲述的信中说:“前为芝琴先生送殓哭泣之后,为风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经医用盘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见他对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1897年,在日本和英国的操纵下,威海卫先由日本交还中国,又被迫租借给英国。

张伯苓对于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尽自己能力给予救助。宋则久为天津工商企业家,曾任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宋对南开的捐助并不多,但张仍视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欢迎过国民党军,与冯玉祥交往密切,得罪军阀李景林。李污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查封,并逮捕员工10人。宋为救店救人,不得不准备满足李的要求,将自住楼房卖掉,连同流动资金凑足4万元送给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张从外地回到天津听说后,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写信给李的上级张学良:“查其为人,并未尝入过国民党籍,苓所深知,兹闻又有传言,谓其为国民党总务部长,殊非事实,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误会为荷。”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

像张伯苓这样济人出危难的事例,在他的募捐生涯中有过多少次,难以知晓。这些行为到底在他的募捐艺术中起多大作用,也难以确定。但他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处世原则,为世人所敬佩。

张伯苓作为海军实习军官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

合理使用捐款 坚持申请褒奖

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如何合理、高效使用捐款,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事,而是涉及到捐款人的愿望和社会舆论。如果有人捐5万元,建一座校舍,而建成后仅价值3万,捐款人自然不会满意,社会舆论必有反映,下回募捐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则必然受到赞扬。所以,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

亲临祖国巨大的耻辱,让张伯苓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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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两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眼看祖国衰弱无力,各行各业皆需要人才,张伯苓觉得要彻底改变祖国的现状,要从下一代开始培养。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徕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所以他弃武从教,投身教育行业,并一生为之奔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文曰:“天津市民王心容,以私财建造南开小学部礼堂一座,计值银一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中正。教务次长刘大白代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

1898年,张伯苓辞去海军职务后,回到天津,很快被曾担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老师,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学生。

1935年9月4日,教育部根据南开的申请,对本文所述章氏兄弟捐款兴建南开中学礼堂的褒扬状转发下来,文曰:“河北省天津市公民章玉荪、章绍廷捐助私立南开中学礼堂建筑费,合计国币七万三百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张伯苓带领学生敲锣打鼓将奖状送到章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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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 致祭逝者

1905年,袁世凯联名张之洞推动清政府于9月2日下令,自公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

南开学校对于像袁世凯、李纯这样地位较高、捐款数额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捐款人,采取命名建筑物、挂牌匾、建纪念堂、立铜像、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取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这也是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但这件事真正的幕后提出者是严修,严修曾最早提出科举考试里要增加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戊戌变法的先声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张投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当时有一种现象,某人得权当道时,就吹捧无限,下台后又贬损其一无是处,这种不尊重事实,前后矛盾的褒贬,常常让人不可理解。而张伯苓不是这样,他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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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2日,一向重视教育、在天津创办过3处秀山小学、曾多次捐助南开的“天津老乡”、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杀。李在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这对创办不久的南开大学来说,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经济支持,也是巨大的精神鼓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由此带动其他有识之士、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许多人对南开的资助。

严修

1921年4月南开大学收到李纯遗嘱的10万银元,以及不能兑现的200多万元“九六公债”。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以此款立即兴建一座礼堂,为纪念李纯,命名为“秀山堂”,还在堂前立李纯铜像。每年在李纯忌日时,校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喻传鉴坐陪,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在铜像前致祭。致祭后,宴请座谈,缅怀其捐款兴学事迹,畅谈南开发展的前景。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南开迁校四川,条件不许可为止。

严修与张伯苓曾畅谈平生,张伯苓说:“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

二人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开展他的新式教育体系。

面对国人身体孱弱的现状,张伯苓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

曾在南开中学上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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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

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以及积极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

1910年,张伯苓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被公认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遭到当时很多人诟病,守旧的人甚至骂他误人子弟。

张伯苓认为,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更是医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病症的良方,奥林匹克精神,不分中西,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他认为体育的精神就是不服输,并力促刘长春首次参加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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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

1924年,他创办“中华体育协进会”,为国际奥委会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奥委会。

后来1945年,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因他教育有方,1911年始,张伯苓被清华大学聘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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