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知丨马恒;房鑫亮: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距今已六十余年了。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取而代之的著作来。我近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即以此书为纲要。深感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一、探索此书产生的过程;二、解释内容;三、证补资料。本文发凡起例,作为自序云尔。一梁氏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动机,见《自序》:西汶艺术网我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吾:“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予序,我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我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按:梁氏于1920年10月,撰述清代学术史。10月4日,梁氏与书张东荪:“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本文所引梁启超与友朋往来书信,都据《梁任公年谱长编》。以下不一一注明。《改造》,杂志名。)对此书的属稿,确也受胡适的影响。10月18日,梁氏与书胡适:“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拟抄一副本,专乞公评騭。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望弗吝教。”百里,蒋方震字。蒋于是年撰《文艺复兴史》,迭见于蒋致梁启超书。6月28日函:“《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7月2日函又云:“《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这书脱稿后,梁氏即为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决意分别刊行,而由蒋方震为之序。其文说:“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可相印证。梁氏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是在旧作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自序》:予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予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十一二而已。按:梁氏于1902年,始草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其中说:“我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是梁氏最早的设想,认为清学处于衰落时代。1904年,章炳麟所著《訄书》重版于东京,其中新增《清儒》等篇。梁氏参考其内容,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补写了第八章,取名《近世之学术》。其时间范围“起明亡以迄今日”。梁氏言:“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见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全集》。)其实,按顺序,本章应为全文之第七章。共三节:第一节,永历康熙间。第二节,乾嘉间。第三节,最近世。是时,梁氏已改变观点,认为清学处于复兴时代。但仍否定清学中坚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强调“遂民之欲”。梁氏斥之,谓“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至1920年撰写新作时,梁氏的观点已蜕变,大赞戴震哲学。对清学的分期已不再单纯按年代划分,而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显示“清代思潮”变化之迹。至于述吴皖两派师承关系等,则仍袭用旧作。此书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最后定名:《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11月19日《第二自序》: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按:张元济于1920年12月9日与梁氏书:“前奉书并《清代学术概论》大稿……稿已付印矣。”此书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发行至八版。张元济为该馆主持人。其后,梁氏继续从事清代学术史的撰述。1923年,拟辑《清儒学案》,未成。1924年,为纪念戴震二百周年生日,梁氏撰写《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又撰《戴东原图书馆缘起》等。其时,梁氏对戴学的评价比前更高,也更符合实际。原来,《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戴东原先生传》作了修改。“其弟子最著者段茂堂、孔巽轩、王怀祖及其子伯申,语其一曲,知或过师,虽然,未可云能传东原学也。”《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说,戴氏“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仅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铄往(附图),开拓来许矣!”(以上两文均辑入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是年,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授清学,所编讲义取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辑入192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此书虽在资料上较为翔实,但其开拓之功,已不能超越《清代学术概论》。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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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着有《近儒学案序目》、《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多篇论着,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清朝末年,是什么因素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诸子学的复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关键内在因素之一。至于外在因素,至今学术界较少注意到日本的学术资源所扮演的错综角色。笔者认为,在1890—1906年之间,中国诸子学的复兴和日本学术资源搀杂在一起,引发逻辑学成为尚未定型的“中国哲学”的基石与尺度。

经典的另一面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1890年代,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批评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系统与体系,认为其在方法上、组织上都无法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日本明治时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主流观念,均认为论理学并不是古代中国思想的特征之一。然而,到了1900年左右,相反的观点出现,而这相反的观点在中国也很快被接受。无论当时学者对“中国本来有论理学”这个命题持否定抑或肯定态度,这两个对立的学术立场都有益于塑造中国哲学的雏形,因为它们都反映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哲学的系统化。这一趋势终于充分地成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作者简介丨马恒,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清末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诸子学逐渐兴起。进入道光年间(1821—1850年),开始有复兴的趋势。但是,尽管如此,到19世纪末,对不少学者来说,诸子学材料的价值,仅仅在于可以被引证为经学考证上的旁证。只要诸子学的价值依然基于考证学的要求,当然谈不上突破经学附庸的范围。

原文载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07期。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7]。

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得清末诸子学能够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中国本土知识传统具有形形色色的内在话语和议题。诸子学是清末颇有活力的内在话题之一。19世纪末,张之洞作了这么一个观察:“道光以来(1821—1850年),学人喜欢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1875—1908年)以来,学人犹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①
尽管张之洞把诸子学的复兴看成一种弊端,但是他的感叹很生动地显现了诸子学当时的蓬勃气象。

摘要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8],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9]。《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刊载于《国粹学报》。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着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着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氏学术眼光之敏锐[10]。

当年的排荀运动也围绕着这个内在取向展开。据王泛森的叙述,“清末今文家曾发起‘排荀运动’,梁启超认为‘荀传小康,孟传大同’;夏曾佑诗讥荀卿曰‘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谭嗣同‘仁学’中将二千多年专制都归罪荀卿……章太炎于光绪廿二年撰‘后圣’一文……便显然有与排荀运动相对抗之意”。②
为了辩护、提倡诸子学,章太炎采用多方面的论辩。与他反抗排荀运动的立场有关系,他也向道学的“空言”进行攻击与批判:“汉学中复出今文一派,以文掩实,其失则巫。若复甄明理学,此可以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理学诸家,皆失之汗漫,不能置达,则以不了语夺之。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③
排荀也好,攻击道学也好,都是依照中国固有学术传统的内在理路所产生的。这条内在理路直接影响到诸子学的复兴过程。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着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着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着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着《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正像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过,西潮东渐无疑也促进了诸子学的上升。诸子学被认为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知识桥梁。邓实谈到诸子学和西方学术的相通处时说:“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互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主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④

引言

二、“学以地殊”学术命题的提出

这种所谓“相互因缘”、“冥合之处”,当然和“西学中源”说大有关系,而西学中源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末诸子学的身价。有关的西学中源的说法不胜枚举,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都举《墨经》为例,即所谓“西学墨源”⑤。无论是作为一种刺激还是一种冲击,西潮东渐对诸子学的上升均起了促进作用。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因参与政治而声名鹤起,进身贤达显贵,而又终于学人之身份。《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文,脱稿后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的《改造》三卷三、四、五期刊出。后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改为今题,并以“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为副标题,并与蒋著同被列入《共学社史学丛书》中。该书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仅11年间商务印书馆便印了8版,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程度。不仅如此,该书长期以来被视为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其影响延绵至今而未中断。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氏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态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13]刘氏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4],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不加排弃的,相反的还吸取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受西学影响,他前期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建树甚多。“学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学“地理环境论”影响下,所提出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自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问世至今,不仅有诸多中文单行本,还有诸多外文译本行世,尤以日译本最多。迄今为止,该书共有5种日译本,即:1、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2、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3、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東華社1922年出版;4、山田勝美译注《清代学术概論》,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73年出版;5、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術概論——中国のルネッサンス》,平凡社1974年初版,1982年、2003年两次再版。是书有如此多的译本,实为梁启超所有著作中所仅有。是故,《清代学术概论》可谓是梁氏最为成功且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

“学以地殊”虽是在西学启发下而凸显出其近代的学术意义,但刘氏提出该命题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土,而不是西学。“学以地殊”命题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渊远流长。《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史记》说:“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17];《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史·儒林传序》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民族外在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不同,则盛于北宋。清代以来,学者论学经常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是把空间差异与学派传授相结合编撰的学术史,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批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18]等等。因此刘氏所提出的“学以地殊”命题,若寻绎其思想之渊蔽,则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而他为何如此重视该命题的内涵,却是受西方“地理环境论”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刘氏正是以“学以地殊”的学术思想去反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学术文化中“学以地殊”思想给予近代的展示与诠释,着有《南北学派不同论》,所以过高估计该命题的西学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除了诸子学的复兴之外,日本的学术资源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19世纪末的日本学者对传统的中国学术有很多批评,认为缺乏系统、缺乏组织。当时在日本很多人觉得中国文明僵化了,没有活力了。比如,小柳司气太在他1894年所发表的《宋学概论》中说,日本学术界一个相当流行的观念是,中国学术早已“萎靡不振”。虽然小柳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他也觉得中国学术“好比一团乱麻”⑥。同一年,他发表了《什么叫支那哲学》一文,认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相当简单,在方法上、组织上都无法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⑦。从那时起,在日本学术界,类似的批评源源不绝,几乎成为常态。下面举几个例子:

“梁启超”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有关梁启超思想中的外来成份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各路思想交汇中的梁启超,其著作不仅对中文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传播至中文以外的世界,这一现象也值得关注并分析。《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中文界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对其文本在域外的传播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更全面与深入地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对于从日本接受大量思想资源的梁启超,其著作在日本刊出了五种译本,期间过往是非常值得分析与思考的。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章太炎较早地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19]。刘氏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他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包括了《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对传统各个领域的学术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学术的分合流变作了系统的考察。

·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原本没有固定的组织体系,为了将这个没有体系的东西叙述成多少有点体系的东西,这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⑧。

一、《清代学术概论》在1920年代的中日两重形象

关于清学部分,着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20],刘氏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他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两派:、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把杭世骏、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堪、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氏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心斋学人:“虽然诸子百家大部分都有著述,但是那只能说是些近似于随笔的东西。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揭示题目,就事论事的水平上,尽管每篇文章都具有各自的组织结构,但是与前后篇的关联不明确,因此不是自成一家纲领条目秩序井然的东西,不能说它是有系统、有秩序的东西。尽管汉学中也有像《易传》这样有系统的东西,然而毕竟无法和西洋哲学著作相比”⑨。

23岁时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而名声大噪之后,梁启超便成为舆论界的主角,而后更因为戊戌政变流亡东洋时借诸报刊文字宣传改良而成为当时的青年导师。辛亥鼎革后,梁氏虽沉浮于宦海之中,但仍对舆论有极大影响。金梁在当时即称其:“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1920年自欧洲回国后,47岁的梁启超绝意政界而改以学者身份现身。当时的文化界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彼时位于新学术、新思想中心的领导人物,是仅29岁由“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的胡适。但梁启超却并未被挤至边缘,其号召力与影响犹在。作为梁启超学生的梁实秋便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者无限的敬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阔,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上述梁实秋的描述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是故《清代学术概论》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是不难理解的。

刘氏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内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发展,地域性学术的交流、交汇与趋同,是地域性学术繁荣的的一大动力。刘氏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学术之间存在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21]。刘氏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断之嫌,但是他所说的“南北”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学术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别的谱系,根据不仅在于地缘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师承关系。同时他对该命题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等,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22]。

·远藤隆吉:“支那人之为性,长于叙述,短于概括。是以后世所著,愈出愈支。未尝有叙思想之渊源与其所推移,以使人一目了然庶几乎夫欧米人之所为者也。”⑩

该书在中国的畅销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在1921年7月出版的《史林》第6卷第3号,那波利貞(1890—1970)便介绍了《清代学术概论》,时距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仅半年。而在该书问世的第二年,便有三个日译本同时出现,分别是: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发表于《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由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由東華社1922出版。下文首先介绍该书的三位译者。

“学以地殊”虽然是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换,但是由于刘氏《南北学派不同论》广泛影响而强化了人们对该命题学术思想的重视,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梁启超、冯友兰,陈寅恪、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氏“学以地殊”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回响之大了。刘氏不仅运用此命题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且还把它作为指导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编撰的重要理论[23],使传统的地方志编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识,这也应肯定“学以地殊”命题的学术意义。

·宇野哲人:“从古至今,支那人的论著,大部分都是零碎的叙述,连一本系统的论著都没有”。这种思想当然很快就传到中国。比如,王国维坚持说,只有“深通”西方哲学,中国固有的哲学遗产才能“昌大”起来:“哲学为我国固有之学故……然吾国古书大率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

译者橘仁太郎,生卒、籍贯及生平均不详,仅知其曾活跃于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中国哲学界。其曾于1908至1909年在《哲学雜誌》上相继发表了4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此外,橘仁太郎当时对翻译梁启超的作品似乎也极为热心,除《清代学术概论》之外,其还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翻译为日文,均在《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上刊出。但因为橘氏的译本并非以单行本行世,加之其生平隐晦,所以橘氏翻译梁启超的这几种译本,今人所知甚少。

三、清学的“得”与“失”

译者渡辺秀方(1883—1940)是京都府人。1906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国语汉文科卒业,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自1925年起返回早稻田高师部任教,后为早稻田大学教授、立正大学教授,主要教授中国哲学。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今天日本的诸多图书馆均有收藏,日本国国立国会图书馆亦将其电子化,成为其“国立国会図書館Digital
Collection”在线开放资源的一种。

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氏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儒与汉儒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4]而刘氏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25]。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

为了让中国学术这团乱麻“得正其绪”,有的日本学者建议采用西方哲学的副分类,以使之有“系统”、“秩序”、“体系”。小柳司气太就提倡:“就支那学术之中取类于近世之所谓哲学者而假其名,盖欲仿泰西学术之分类以资世人之研究也”。查看他的《宋学概论》,所谓“取类于近世之所谓哲学者”,也无非是要把朱熹的思想分成纯正哲学、自然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

译者橋川時雄(1894—1982)是日本福井县人,著名汉学家。1913年毕业于福井师范学校。后毕业于二松学舍大学。1918年到北京,历任共同社、《新支那》报社、《順天时报》报社记者。1928年加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46年返回日本,后相继出任京都女子专门学校教授、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除翻译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外,还曾翻译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冯至的《杜甫传》(1955),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等。

清学以“求是”为宗,主要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清代汉学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后人对汉学多有肯定,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章太炎对汉学的严谨治学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启超、胡适,便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的精神”了[27],这些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学术价值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氏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28]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29]。其实不然,刘氏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30]。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有的日本学者则偏重于思想史的叙述方法。比方说,秋水生建议:“总之,我们倡导支那哲学史的要点,不能仅仅满足于按照编年顺序排列孔、孟、老、庄、杨、墨等的学说和传记。与之相称的应该是:弄清各家学问是怎么兴起的,寻绎其前后的形势和影响,发明其演变进化的必然的、普遍的系统。”
中内义一则主张,理想的“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应该是:“调查清楚学者传承之迹,区别学派的异同,将之加以有系统的阐述。”

与渡辺秀方不同,橋川時雄的译著录于谭汝谦所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但在日本国内却难觅踪影,在2004年出版的由島田虔次编译的《梁啓超年譜》中都说只见其目,不见其书。橋川译本虽与渡辺译本在同一年出版,但其传播程度却有如此显著的差别,或与两书的出版方式不无关系。从两书的版权页可知,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东京印刷、经由东京的読画書院发行,而橋川時雄的译本是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印字部印刷、经由东京的东华社发行。橋川译本的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当时的橋川時雄正作为《顺天时报》的记者身在北京,译本译出之后,并未寄去日本印刷,而直接在北京印刷,再寄去日本发售。这可能是造成其今日难觅踪影的因素。

“求是”的治学精神固然是清学中值得肯定之处,它使清学一反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31]。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更为关键的是,对不少日本学者来说,“系统”、“组织”、“体系”和论理学是不可分开的,甚至“系统”、“组织”和“体系”几乎成为哲学的代名词。这是因为,论理学普遍被认为是哲学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
在他们看来,如果论辩思维缺乏系统、组织,就无法构成论理,更遑论名副其实的哲学之构成。

尽管《清代学术概论》在其单行本出版后第二年便有三种译本问世,但三位译者在当时日本学界都不出名。作为译者之一的橘仁太郎生平隐晦,其译著不引人注意也在所难免。另一位译者渡辺秀方在翻译梁书时尚未获得教职,正闲居京都,即便在其1924年出版《支那哲学史概論》后,作为当时学术名家的宇野哲人都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该书作者。由此可见渡辺氏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地位,亦可想见其译作的影响所及。三位译者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橋川時雄。橋川時雄是著名的汉学家,然而,在翻译该书时,其虽与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多有交往,且其《陶渊明评传》也已刊出,但橋川在当时仅是《顺天时报》的记者,还未跻身大学获得教职,影响不大亦在情理之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整个社会的心态是倾慕西方,对西方哲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中国哲学。而对中国哲学仍有兴趣的人,也基本局限于专门的研究者当中,是故当时与中国哲学相关图书少有知名大学者的译本也就并不为奇。

刘氏少承家学,其治学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是晚清名声仅次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大家,但他对清代汉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不囿于自家学统的牵制,对清代汉学作了严厉批判。刘氏首先从学术本体角度,历数清代汉学的各家各派缺陷与不足。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氏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永利官网入口,33]哪怕扬州学者向来不主门户之见,学贵主“通”,在刘氏看来多数学者不过墨守陈规,少学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该派又分为四类:、“据守”者,“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摭拾”者,“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34]刘氏对清代汉学流弊的揭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恶汉学末流之学风,在于其有违他本人治学风格的缘故。刘氏向来主张学人应该作“通儒”,学术贵在自得而不流于支离,强调“考古通今”[35]。他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36]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37]。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氏则倍加推崇。

日本明治时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认为,论理学并不是古代中国思想的特征之一。他们只愿意承认其中偶尔能发现一些论理学的萌芽。他们常拿公孙龙和古希腊人芝诺的思想来作比较。
比如,1895
年松本文三郎认为,公孙龙“纠正名实”、“阐明概念”,发明了一种有用的论辩法,但是公孙龙的论述缺乏“有组织性”的架构,因此古代中国论理学的萌芽就没有条件继续发展下去。远藤隆吉在他1900年发表的著作《支那哲学史》中,把公孙龙和惠施等同于诡辩学派,但认为他们与古希腊的诡辩学派不同。他强调公孙龙等对后世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不论是其中文本还是其译本,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既几乎不见称引,也几乎无人评介。可以说在当时日本有关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中,梁书的丝毫不见踪影,与该书在中国可谓是两重景象。

刘氏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汉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作为前期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评价清代学者就显得有困难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这是刘评判清儒的主要标准,他把“学术”与“种族”,“文”与“行”,“着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颙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鉴于松本文三郎和远藤隆吉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几年以后,王国维开始推出相同的观点:

明治以后日本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汉学”“支那哲学”学派和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支那学”考证学派。前一派继承了德川时代以来的“儒者”的道德主义的传统,以宇野哲人为其代表;后一派接受了清朝考证的实证主义,把思想、哲学与其它广泛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而进行研究,以狩野直喜为其代表。而不论是宇野哲人还是狩野直喜,在他们有关清代著作中都未见梁书的踪迹。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在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风格与东京、京都两地的学风均极不相称。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着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然墨子虽列举事实,而不能发见抽象之法则,以视雅里大德勒(按:今通译亚里士多德)之推论,遂不免如鲁卫之于秦晋也。要之,墨子之名学……与希腊哀列派之芝诺(Zeno
of
Elea),欲证明物质不变化、不运动,而发明辩证者相同。然希腊之名学自芝诺……以后,经诡辩学者之手,至雅里大德勒。而遂成一完全之科学,遂使名学史上殆无我中国人可占之位置,是则可惜者。

宇野哲人(1875-1974)作为近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用西洋哲学的刀来切东洋哲学的肉”,具体而言便是“吸收西欧哲学的用语,赋予研究对象一些固有概念,明确其思想构造,并对这些概念的结构原理的自律性和相互关系作出考察”。但总体而言,宇野哲人观点倾向宋学,对清代考证学的评价不高,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失去了阐明圣人之道的方向,变成越来越没有用的学问。宇野的这一看法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考证学的看法正好相反。

四、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

至于中国的辩论思维为什么缺乏系统与组织,松本文三郎归罪于中文的句法和语法:

狩野直喜(1868-1974)作为近代日本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其在中国哲学方面研究的学风是“祖述清朝的实证之学”,作为狩野直喜同事的桑原騭藏更是直言“狩野是考证学者”。狩野考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坚信“将一言半句相类似的话直接拿来比较、联系起来之时会导致非常大的谬误”。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恰恰是借用“文艺复兴”比拟清代学术,期间差距之大不难想见。

刘氏作为晚清扬州地域学术的后起之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耽思着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43]。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氏追述其学术先哲的兴味。在刘氏相关清学史论着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扬州学派,即使在那部未完着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他也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地域性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44]。刘氏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响。尽管如此,刘氏还是一直致力于光大扬州学术为自任,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显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刘氏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虽然我们说有“支那哲学家”,但是如果真要成一家之说,怎么可以没有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呢?其论说零零散散,没有固定的贯穿始终的组织体系,千载之下我们只能借助于推想。这种弊病不能不说是来自支那哲学本身缺乏有理性的思维……。从古至今,连一个善于论理思辨的支那哲学家都没有……。为什么支那哲学家缺乏论理思维呢?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可以归因于来自支那语固有的性质。支那语与西洋语言、梵语不同,因为不用拼音文字构成。因此支那没有西洋那种显示词格文法的文典。文典一词不仅可以用于指代说明语法的书,也可以用于指代论述文章结构的书。支那没有这样的文典。本来支那不可能有后世称为文法的著作。松本文三郎这个论述是1898年发表的。四年以后,梁启超在谈先秦诸子缺乏论理思想时,发表了雷同的解释:

其次,与梁启超在当时日本的形象也不无关系。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至1911年民国成立的这14年间长期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皆以平易畅达之文笔,颂言革命、排满、共和,揭于《清议》、《新民》、《国风》、《新小说》诸报”,并借助这些报纸“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介绍西学、以全新的见解与方法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研究政治与经济上的各种实际问题”,所谓在日本流亡的时代“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而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又长期参与政治。而恰恰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给日本人的印象便逃脱不了记者与政客这两个标签。徳富蘇峰的《梁啓超君の淸代學術槪論》中的观点便非常具有代表性。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着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着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着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45],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刘氏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46]。扬州学派虽然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不囿于一家之学,但是更多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8]。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49]。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50]刘氏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学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支那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推其所缺乏之由,殆缘当时学者,务以实际应用为鹄,而论理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国语言、文字分离,向无文典语典Language
Grammar之教,因此措辞设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再一年以后,刘师培也跟着唱和了。在谈论先秦名辩时,他说:

徳富蘇峰对梁启超完全以新闻记者、政治家视之,无怪乎他对于《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是:“梁启超这本书,总的来说,是新闻记者的观察。这样的评价显然与当时该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著作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生前在日本,并未被视为是学术界的人物。这一点在梁启超于1929年去世时便更为明显,当时梁氏离世的消息几乎未在日本学界引起任何波澜,而作为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同事的王国维,其于1927年去世时,日本学界对其纪念的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本国的重量级学者。两相比较,更可看出梁启超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形象。

刘氏不仅对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还挖掘出了一批被后人所遗忘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氏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涘》、《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沄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氏对立传人物的选择,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当时他还热衷于排满革命,需要挖掘忠义节烈之士,以激发民族感情,这也是他“以学论政”的一贯做法。刘氏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评价标准,认为孙兰师从汤若望,而不事清廷,就体现了这个标准。而杨光先力诋西学,直声着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这种“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实应被后人所唾弃。因此刘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力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涘;赞扬“不欲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氏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沄、王懋竑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52]。

降及后事,文字渐淆,互训浸繁,丐词日出,字形变而旧义湮,假借多而本意失,点画之用日孳,虚实之分未析,加以有持论而无驳诘,托恢诞而饰诡词,通俗之文不修,训故之义歧出,以视印土之因明、欧儒之论理,瞠呼后矣。

最后,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见解在日本学界也并不令人感到新鲜。宇野哲人在其《清朝思想史论》中说:“像这样清代学术,随考证学的盛行,从现代追溯至古代,从明代之学一变为宋代之学,再变为汉唐之学,无论什么都溯古,溯古,越来越成为无用之学了。”

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刘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着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53]。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由于刘氏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群体,逐渐引起了学者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着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54]。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论,但是刘氏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

尽管这个观点当时在日本颇为流行,因而在中国亦有所反映,但是,另外有些日本学者主张中国本来就有论理学。不出意料之外,这种相反的观点在中国也很快就被接受。明治论理学家队伍中,最早致力于中国论理学体系化研究的是桑木严翼。虽然他认为《墨子》一书的“论理思想非常不健全”,但他还是肯定《墨子》一书在论理学上的价值,而且他更肯定荀子的“纯粹思维的形式法则”,赞美荀子的“论理学具备组织……无异于亚理士多德的《理则学》”。
桑木严翼是日本学者注重荀子论理学的开路先锋。

梁启超与宇野哲人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动向的总结不可谓不相似,只不过梁启超的落脚点在于“科学的研究精神”,并喻其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予以肯定;宇野哲人则视这一过程是“不论什么都追溯古代再古代,都是些无用的学问”,予以否定。

五、清代诸学派及学者的评价

桑木主张,荀子论理学的主脑是所谓“概念论”;荀子的论理学研究不是解释辩论过程的法则,而是论述制作辩论的材料时所必须遵奉的主要法则。据桑木的解释,荀子并不满足于此,还更进一步说明了概念的起源:

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比喻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以及称考证学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均受到井上哲次郎及蟹江義丸的启发。如井上哲次郎在其《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的结论中写道:“古学,是作为文学复兴(即文艺复兴)研究的结果而兴起的,结果便是追踪孔子而向上的溯古专研以外而没有其他方式,大概由于文学复兴,一时间我国的学者看破了后世的学问的谬误……在我国思想发展的顺序的确是一个进步,像这样,虽然将复古之学统称为古学,但在一定意义上则不如说是新学。”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论断与上引井上对日本古学的论断之相似更是一眼便知。是故梁书虽在国内风靡但在日本却无人问津便不难理解。

清学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学派争论:汉学与宋学、古文学与今文学。清初诸大儒一般不分汉学与宋学,汉宋兼采,不标榜家派门户壁垒。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如日中天;而当时以方苞、姚鼐、刘大櫆为首的桐城派也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孟道统自居。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绝,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及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站在汉学立场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极大不满,方东树针锋相对作《汉学商兑》,对汉学批判不遗余力,从此汉宋之争愈演愈烈[55]。

在议论概念之前,首先要解释某一个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是怎样被认识的……。这一点和现在认识论的论理学是一致的,可以被视为比亚利斯多德的论理学更深一步地介入了根本问题……。苏格拉底想弄清概念和荀子想正名这两件事是可以做比较的。而且,荀子抽象地叙述正名法则时使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方法,可以说和亚利斯多德有点相近。而正名的目的则和苏格拉底是完全一致的。1902年,章太炎开始介绍桑木的观点:“正名也,世方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桑木严翼说。”
接着,1903年,刘师培感叹:“嗟乎!春秋以降,名之不正也久已。惟荀子正名一篇由命物之初推而至心体感觉。名理精诣赖此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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