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精神的传承,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亦不乏积极意义。但长期以来,对于岳飞抗金业绩的评价、对于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与手书《前后出师表》是否为岳飞真作,学术界均有不同议论,否定派意见实质上是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较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岳飞的诗词,虽留传较少,但这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但史学家在考证的时候经常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满江红》是否出自岳飞,这点是否属实,接下来一起探讨下这个问题。

人们都知道,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词作《满江红》,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作品。然而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也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关键词:

《满江红》是在明朝的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上世纪三十

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岳飞这首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曾激起古今多少能人志士的英雄豪情。认真读来,确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简介:

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但是,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刘惠恕

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夏承焘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着名的前辈学者中进行的,其中有余嘉锡和夏承焘先生,还有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内容摘要: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精神的传承,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亦不乏积极意义。但长期以来,对于岳飞抗金业绩的评价、对于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与手书《前后出师表》是否为岳飞真作,学术界均有不同议论,否定派意见实质上是将岳飞的道德人格虚拟化,不利于当代青年人对于岳飞民族英雄地位的正确认识。本文仅据史实考证岳飞抗金的历史意义及《满江红》词、手书《前后出师表》与岳飞的关系,以给这位民族英雄以公允的评价。

邓广铭先生曾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

龚延明先生在《岳飞研究》第2辑《岳飞〈满江红〉词讨论综述》中介绍了相关情况。夏承焘先生最初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是明人伪作。此后,夏承焘先生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中,则判定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我认为,这词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

岳飞写此词时,中原人民正遭受着北方少数民族铁骑的践踏和蹂躏。其雄壮激昂的词文,抒发着岳飞对外族侵略者和朝廷投降派的满腔悲愤,表达了岳飞决心驱逐敌寇、收复国土的豪情壮志,更反映出岳飞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思绪。这首千古绝唱似乎也浓缩了岳飞一生征战的业绩,其所铸就的文化精神,一直在神州大地上为人们所传颂。

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领域,环绕着对于岳飞的评价,可以说是争端最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仅从抗战以来说起。

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

后来,此文搜入《月轮山词集》时,改为”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龚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张政烺先生。在《张政烺文史论集》的《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从命意和风格看可能是桑悦的作品。”张政烺先生认为,此词”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

然而从近代开始,此词作者是否为岳飞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不断的争议,看来问题确实还颇为棘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它是根据弘治十五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而收入的,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词作之源流出处,却无一言提及。在此前也从未见有宋、元时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更不见于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岳王家集》。要知道,岳珂在收集岳飞的遗文时,曾是如此的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经历了三十一年,为何如此长时间内仍没收到此词?为什么此词突然出现在明朝中叶?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的考证是伪作。所以该词的来历同样可疑,可能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作。

一、关于岳飞与秦桧的谁是谁非

但是,以上的争论大致都是针对晚至明代才出现《满江红》词,进行是真是伪的探讨。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实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有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中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此书为岳飞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邓广铭先生曾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还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着自选集》,又编入最近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中。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岳飞被害时,家存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余党把持朝政数十年,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佚。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虽得平反,但已历数十年的劫难,经岳霖、岳珂两代人的努力,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全部的遗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岳霖父子的收集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中载有岳飞的《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岳王家集》中。后又历经元朝异族的统治,岳飞的声名还是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着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同时,历史上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就被湮没了九百年,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古代私人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后方才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争论最先始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在探讨应怎样应对“一·二八”事变时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但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因为他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其实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骂,换来当时的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之灾。照我看秦桧的救国与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怒色说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呢?”同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此后,蒋介石暗派第五军打着第十九路军的旗号协助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共同抗战,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调解下,被迫同意停战。[1]

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

着名词学家夏承焘对余氏持赞同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词中的“贺兰山”位于今河套之西的宁夏境内,南宋时属西夏,不属于宋金交战的境域之内。而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府”。该金国的大本营位于今吉林省境内,与贺兰山几乎是南辕北辙。如果此词真出之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此外,“贺兰山”不同于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记诗文,唐宋人一般都是实指,明朝中叶也同样如此,不应该只在岳飞此词中是泛指。在明代,北方鞑靼人常取道贺兰山入犯甘州、凉州一带,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率军就在此与鞑靼打了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说法的。这首词出现在明代中叶,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推测作伪者可能是进士出身的王越或其幕僚。

蒋介石与汪精卫争论的实质,展现了历史人物人格对于民国政治家的不同影响,而其影响力又直接折射于后来中国政治事态的发展中。比较而言,汪精卫后来之所以当汉奸,组织南京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1945年),而蒋介石之所以能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都与他们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岳飞与秦桧的不同人格中)所汲取的不同文化力量有关。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幸好又有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中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文章见此书第489页),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可惜此书流传不广,人们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论证,在此有必要作简单介绍。南宋后期陈郁着《藏一话腴》,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岳飞孙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贺兰山应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词中写“胡虏肉、匈奴血”,而不用“女真肉、金人血”一样,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当时,辛弃疾曾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将天山比作中原前线,不能说他们都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而且西夏与北宋向来就有战事,用贺兰山实指敌境也未尝不可。有学者还指出,根据河南浚县的有关县志,查明在王越总督军务,专办西事而率军宁夏之时的十四年前,即在天顺二年,就有汤阴庠生王熙书写了《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庙。王越后亲去祭拜岳庙并赋写了《谒岳王祠》七言诗,更是在弘治元年之后。所以认为王越或其幕僚作伪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与汪精卫“崇秦贬岳”的言论相呼应,当时有日本历史学家发文吹捧秦桧,贬低岳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杭州后,将岳墓、岳王庙毁坏。[2]又有曾在日本留学、后依附汪伪政权的文人如周作人等发表文章说:岳飞是军阀,专权该杀,反倒是秦桧能顾全大局,值得褒扬。[3]这种观点的学术依据,源自当时在汪控区上海光华大学执教的吕思勉1923年所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著。吕的观点包括: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持支持意见的学者还从词的风格上进行探究,认为《满江红》是如此慷慨激昂,英雄气概横溢,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婉转,惆怅失望,两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满江红》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和材料,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一个作伪者还是比较容易写就的。

宋金“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免的事”;秦桧“爱国”,不是“金朝的奸细”,“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负大恶名,真冤枉极了”,“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世忠,岳飞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岳飞、韩世忠等武将已成“军阀”,岳飞的抗金事迹全被夸大,朱仙镇大捷“更是必无之事”,《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没有去救援。[4]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考证,在此也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3《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诸人,也不乏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激昂的名篇,也写了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因此不能断定写了《小重山》的岳飞,就写不出《满江红》。其实《满江红》的一些思想与笔法,在岳飞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中有“蹀血虏廷,尽屠夷种”,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上引诗句“不问登坛万户侯”,可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词同工。再如岳飞《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说“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及上引诗句“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都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问题。

吕思勉的观点,得到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的支持,他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5]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能被国民政府容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著遭到查禁。[6]

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还有学者对岳飞的履历和词的内容作了详尽考证后,得出该词是岳飞三十足岁时的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真实的写照,此时,岳飞战功卓着,正成为朝廷新擢升的名将,被任命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成为朝廷执掌方面大权的大臣。时岳飞置司江州,九月气候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又从九江奉旨入朝谨见,“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又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合。将要被皇帝召见,“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从而断定此词作于绍兴三年秋季九月的九江,是当时岳飞所处境遇的真实感受。

上述吕思勉的“崇秦贬岳”言论不论是出自什么动机发表,如果仅从学术角度来评价,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如吕氏称《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全是瞎说”。按《宋史》一书系元丞相脱脱在至正三年至五年(1343─1345年)主编,其时距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风波亭冤狱之死为203年,距南宋之亡(祥兴二年,1279年)不过66年,修史时,有大量宋代档案材料可参。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书的时间为1923年,距岳飞风波亭冤狱之死和南宋之亡的时间分别为781年和644年,吕氏有何资格说《宋史·岳飞传》的有关记载“全是瞎说”,而自己所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有关秦桧与岳飞的评论意见全属真话?吕氏讲宗弼渡长江时,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不去救援。但考之《宋史·岳飞传》所记可知:

永利官网入口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将此词系于绍兴四年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3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18《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在人们一致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同时希望这首词的作者还是民族英雄岳飞,但到底其历史事实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争论。

建炎三年(1126年),岳飞以“留守司统制”职从杜充守建康(时宗泽已卒),“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与成合寇乌江,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兀术趋杭州,飞要击至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擒其将王权,俘签军首领四十余。”“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所籍兵相谓曰:‘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四年,兀术攻常州,宜兴令迎飞移屯焉。盗郭吉闻飞来,遁入湖,飞遣王贵、傅庆追破之,又遣辩士马皋、林聚尽降其众。有张威武者不从,飞单骑入其营,斩之。避地者赖以免,图飞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飞四战皆捷;尾袭于镇江东,又捷;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7]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则系于绍兴十一年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而此诗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至于此词中引用”贺兰山”,自然只能作为古典文学的典故,诚如邓广铭先生在《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中所论证者,”全系泛指”,不须望文生义。

从上引史料可知:在金人渡江之时,主将杜充降敌,其他宋将纷纷败逃,仅余当时身为中级军官的岳飞履行守土之责,率孤军苦战,取得了广德六捷、常州四捷、镇江之战、清水亭之战以及收复建康(今南京)的胜利,使金军始终有后顾之忧,不敢放手追逐高宗,被迫北返。吕氏却说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赵构受金人的追逐不去救援。这不是在闭着眼晴说瞎话么,却反诬《宋史·岳飞传》的记载“全是瞎说”。至于吕氏称秦桧“爱国”,不是“金朝的奸细”,“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世忠,岳飞的兵权,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这些言论的性质,无异于给国难深重之时甘愿卖国投敌的汉奸分子美容,瓦解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意志。对此,中国史学前辈范文澜先生1942年12月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加以反驳,直指秦桧是金朝的“奸细”,“知道岳飞不死,和议难成,自己的相位也难保,专力谋杀飞”。[8]此后,1948年吕振羽又著《简明中国通史》一书,指秦桧为金朝的“大奸细”。[9]范、吕二人的观点均言之有据,此处不再赘述。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至今流传的岳飞诗文和墨迹也确有伪作,如所谓《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等。当时根本没有文臣张浚北伐,而有劳武将岳飞相送之史实。岳飞称张浚,也只能称张相、张相公或张都督之类,不可能称紫岩先生。如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另有“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其字迹都不是岳珂说祖父所习用的苏东坡体。另从时间上考证,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时,也根本不在南阳;而《前后出师表》中居然不避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宋朝臣子,是绝不可能的,故断定为伪作无疑。特别是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还我河山”四字实出民国八年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传世的伪托岳飞之作当然不能不辨。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和历史小说《转战湖汉》将此词系于绍兴四年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
此诗见《蒙斋集》卷20《岳忠武祠》。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环绕着对岳飞与秦桧的崇、贬之争,实关乎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因为凡是持抗战救国立场者,均以岳飞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精神自励,而所有卖身投靠日伪政权、卖国求荣的人,都要替自己的所为寻找开脱理由,他们自然倾向于给秦桧翻案。

尽管《满江红》的作者一时难下定论,但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是没有人怀疑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981页注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忠贯天日》则系于绍兴十一年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二、关于岳飞《满江红》词作真伪

尽管《满江红》的作者一时难下定论,但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是没有人怀疑的。

否定《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发端人,为当时在“华北临时政府”傀儡政权控制下辅仁大学执教的学人余嘉锡(1884—1955)。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而为明人伪托。其依据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陀粹编》[10]中的《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从未见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却突现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的词碑,该碑由时任广东按察使(一说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刻者又未言其所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托”。[11]

余氏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颇具政治色彩。因为抗战期间,岳飞《满江红》词曲作为激励国人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

至20世纪60年代,问题又被学人重新提出。先有夏承焘(1900—1986)发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指出: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没有引用《满江红》词,却引了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元人已知《满江红》词,岂会放过不用?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西(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和内蒙古自治区接界处),而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却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乖背,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因此,夏氏猜想此词作者是明朝大将王越,“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12]夏氏发表此文后,惟恐国外不知晓其观点,又将文章在日本某杂志上发表。因此,从该文的发表过程来看,显然有其政治背景,而并非是一篇单纯的学术文章,夏氏本人在“文革”中亦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被指责为“给民族英雄抹黑”,系“卖国贼”等,而受到了游街批判。[13]

夏承焘的观点又被香港徐著新所承袭,他说:“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满江红》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能诗文,有《王襄敏集》。[14]

怀疑《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尚有中山大学教授梁志成,他认为: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语:“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15]该语系从清人沈雄
《古今词话》节中转抄的,《藏一话腴》原版无此语。沈雄“其书芜陋不足道”,此外如陈郁确实见过《满江红》词,并在《话腴》中加以评述的话,岳珂亦不会不知和不收其于《金陀碎编·鄂王家集》中。[16]

又有台湾孙述宇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感情,因为他们既能做英雄业绩,便不会把英雄业绩看得怎么了不起,如汉武、唐宗皆未写出英雄诗,而非英雄的诗人,心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孙氏由此推论《满江红》非岳飞真作,论据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与《小重山》的格调差得太远”,“什九不是岳飞作的”,且“有艺术上的缺憾”。[17]

上述诸说,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均不值一驳。首先,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珂《金陀粹编》,因此疑其为伪作。但事实上岳飞被秦桧陷害后,家中文牍皆被查抄,少数没于民间或其幕僚之手的文字材料,时人也不敢显世。这正如文献所说:“奏议文字同遭毁弃”,至岳飞案被平反时,发还文稿“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18]而岳飞死时,仅39岁(1103─1142),长子岳云22岁(1120─1142),其余诸子尚幼,孙岳珂(1183─约1242)尚未出世,自然无法知晓散落于民间的岳飞《满江红》词。而秦桧死后,其余党直到宋孝宗年间方被革职,岳珂在编《金陀粹编》时,不可能一次把岳飞的诗文收齐。如与《满江红》词同存的岳飞手迹《书简尺牍三章》,岳珂亦未收入。岳珂自己也曾说:岳飞文集“散佚不知几何”,“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迹,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万世。”[19]因此,岳珂编《金陀粹编》时,未收岳飞《满江红》,完全情有可原,不足以说明该词为伪作。

其次,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到明弘治年间,亦即公元1488年之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方显世,因此疑明人王越作伪。此说同样不能成立。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此外在元时,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民众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武将英雄推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20]

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首先,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并不存在。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收有岳飞《满江红》词。[21]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早于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22]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中国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亦可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王越生卒年据《明史》本传所记为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23]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那时王越尚未进行贺兰山战役(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亦无条件“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此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满江红》词作者非明王越伪作、而为岳飞本人所作的是: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写的赠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作及祝氏的和作,这一史实最早被李庄临、毛永国撰文《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所披露。[24]原词分别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岳飞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祝允哲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如果以上举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与今版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词的相重字数为39字,此外,祝允哲和词中具有岳飞赠词中所没有但却见于今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云月”、“朝天阙”诸字,《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无疑即今版岳飞《满江红》词的初稿,而今版《满江红》词也即岳飞见祝氏和词后的修正稿。这首借祝允哲后人以传的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是今版岳飞《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铁证,它的现世时间要早于王越生年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292年。至于祝允哲其人事迹,据披露资料为:

靖康元年(1126)任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10月)岳飞下狱时,曾上赵构《乞保良将疏》,愿以70口家眷投狱,保岳飞父子出狱率军破敌,因此被贬为潮州推宫,途经富阳县时,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葬富阳县白升山。[25]这充分证明他与岳飞的个人交谊及岳飞赠其《满江红》词的可信性。

在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是:自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李庄临、毛永国据此发《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文将事实公之于世后,上海学人朱瑞熙1988年又发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指出:宋代无“祝允哲”其人,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26]该文多被否定《满江红》为岳飞词作的学人所引用。但朱氏论证多有失误,不能成立。近年已有学人思明据地方史志文献发文《评朱瑞熙先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加以反驳,指出:据《浙江通志》卷一二四所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庚辰李釡榜”进士中有“祝允哲”其人,系“江山人”,任职为“荆湖制参”。思氏并由《浙江通志》中考出两条有关祝允哲父亲祝臣的记录,分别为:“祝臣宅,天启《衢州府志》在江山县郎峰下。”见载《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北宋“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进士中有一行是:“祝臣,江山人,少师。”见载《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并注明祝臣的故居在“江山县郎峰下”。[27]由此可见朱氏疑《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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